[作者] 韓非(約前280—前233)，韓國(都今新鄭市)人。戰(zhàn)國末期思想家、哲學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韓國貴族，與李斯同師事荀子。曾多次上書韓王，希望韓國變法圖強，終不被采納。著《孤憤》《五蠹》《說難》等十馀萬言，秦王政見而悅之，因發(fā)兵攻打韓國，目的在得到韓非。韓非奉命出使秦國。不久因李斯、姚賈讒害而下獄。李斯又派人送毒藥給韓非，逼他自殺。等秦王要召見他時，才知道韓非已身死獄中。他的學術綜合了申不害的“術”，商鞅的“法”，慎到的“勢”而加以發(fā)展，主張因時制宜，強調法治和君主集權，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韓非子》。

韓非子(節(jié)選)

據(jù)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本

　　[解題]《韓非子》，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今本《韓非子》共二十卷五十五篇。其文章以說理精密、文筆犀利見長，又善于用淺近寓言說明抽象的道理。他的思想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特別是他在中國哲學史上以矛與盾的故事為藍本，提出和闡述的“矛盾”的哲學思想，對人們分析問題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主道第五

　　[解題] 本篇選自《韓非子》卷一。該卷共有初見秦第一，存韓第二，難言第三，愛臣第四，主道第五等五篇文章。主道，即做人君之道。文章闡述了治國御臣的“人主之道”、“明君之道”。其中所闡明的“散其黨，收其馀，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對于理政不無借鑒意義。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君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于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于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于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jīng)也。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暗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zhí)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奸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馀，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zhí)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

　　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yè);赦罰，則奸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孤憤第十一

　　[解題] 本篇選自《韓非子》卷四。該卷共有孤憤第十一，說難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奸劫弒臣第十四等四篇文章。孤憤，即憤孤直不容于時。文章反映了作者認識到“‘重人’執(zhí)柄獨斷”的嚴重性，指出法家與他們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是“不可兩存之仇”。并進一步指出“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的危害之大。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當涂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yè)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yǎng)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當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shù)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shù)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shù)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shù)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shù)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shù)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于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于私門者，不顯于官爵，必重于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zhí)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于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于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yè)。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辯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于近習，精潔之行決于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于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涂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蠹第四十九

　　[解題] 本篇選自《韓非子》卷十九。該卷共有五蠧第四十九和顯學第五十兩篇文章。五蠹，即五種蛀蟲。文章根據(jù)古今社會變遷的客觀的實際情況，論證了法治的合理，把無益于耕戰(zhàn)的學者(儒家)、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游俠)、患御者(國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和工商五種人稱之為“五蠹”，而主張養(yǎng)耕戰(zhàn)之士(農(nóng)民、軍隊)，除“五蠹”之民。本文可謂是《韓非子》一書的總綱，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歷史觀和政治觀。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yǎng)足，人民少而財有馀，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yǎng)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jiān)門之服養(yǎng)，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zhí)耒臿，以為民先，股無完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jiān)門之養(yǎng)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圣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zhí)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zhàn)，鐵铦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shù)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xiāng)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xiāng)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jié)，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yè)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zhàn)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yǎng)。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yǎng)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zhàn)，三戰(zhàn)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yǎng)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仁義而習文學。仁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nóng)，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yǎng)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yè)，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shù);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zhí)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zhàn)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zhàn)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zhàn)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之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于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敵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于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僥幸其后?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于內，而事智于外，則不至于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wèi)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于從，衛(wèi)亡于衡也。使周、衛(wèi)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于內而政亂于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zhàn)，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zhàn)，遠戰(zhàn)則安。行貨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nóng)，而致尊過耕戰(zhàn)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jié)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nóng)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yǎng)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