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黃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和干流，黃河政治文明是黃河文明最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全面、客觀、辯證、長遠地分析黃河政治文明的精神內(nèi)核，萃取其治理智慧，是我們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必然邏輯。黃河文明具有豐富的優(yōu)良政治基因，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大一統(tǒng)的國家觀，民惟邦本的價值觀，賢能在位的用人觀，陰陽平衡的秩序觀，五行生克的變革觀，總攬樞要的領(lǐng)導(dǎo)觀，剛?cè)嵯酀闹卫碛^，家國一體的人生觀，協(xié)和萬邦的外交觀。文明乃民族靈魂與文化血脈，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目標，必須對黃河文明的優(yōu)良政治基因進行審視、提煉、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運用，以增強國家現(xiàn)代治理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省、文化自新、文化自強。
　　2019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到河南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考察調(diào)研，9月18日上午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千百年來，奔騰不息的黃河同長江一起，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早在上古時期，炎黃二帝的傳說就產(chǎn)生于此。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guān)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分布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誕生了‘四大發(fā)明’和《詩經(jīng)》《老子》《史記》等經(jīng)典著作。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chǎn)的系統(tǒng)保護，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chǎn)。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xù)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在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史上，黃河不僅代表一條河流，還是一種偉大文明的象征，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的象征。黃河流域孕育的民族，發(fā)展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偉大民族；黃河孕育的中華文化，作為唯一綿延不斷的文明深刻影響著世界，為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的搖藍。黃河文明中蘊含的豐富的哲學(xué)思想、價值理念、政治制度、治理藝術(shù)、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也為我們今天的治國理政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對于黃河文明腹心之地政治風云的磅礴氣象，劉禹錫詩云：“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央。”司馬光詩曰：“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黃河文明具有典型的政治早熟性，不僅在現(xiàn)今中國范圍和東亞文化圈是最早形成系統(tǒng)的政治理念、政治體系和豐富政治實踐的文化區(qū)域，而且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是政治文化發(fā)育最早并且形成獨特政治體系的區(qū)域之一。比如，從歷史傳說和最早的文字記載來看，中華民族公認度最高的文明始祖黃帝就是一位誕生并主要活動于黃河流域的卓越的部落領(lǐng)導(dǎo)者和神圣的政治家，我國最早的歷史就是三皇五帝在黃河流域的政治活動史。尤其重要的是，黃河政治文化是一種活態(tài)文化，不僅有機地融入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政治實踐，而且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xiàn)實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構(gòu)和政治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毫無疑問，這種體現(xiàn)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深厚文化根基，必然包含了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ōu)良基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前車之轍，后車之鑒；只有不忘來路，才能開辟前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進程中，只有深入地分析探究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ōu)良基因和歷史局限性，以馬克思主義辯證的科學(xué)態(tài)度對其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我們才能增強自信和定力，更好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將這種制度優(yōu)勢轉(zhuǎn)化為強大的治理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guān)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yǎng)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xié)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zhàn)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上溯其根源，這些思想無不肇始于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ōu)良政治基因之中。《史記》開篇追述五帝，生于黃河之濱河南新鄭軒轅之丘的黃帝首開政治文明的先河，“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自立一尊，在黃河流域腹地培植了中華民族政治形態(tài)的萌芽。其后，顓頊、帝嚳、堯、舜、禹一脈相承，在政治文明上不斷發(fā)揚光大。禹子啟正式建立了國家最高權(quán)力在血緣宗法范圍內(nèi)傳承的夏朝。其后，商滅夏，周滅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歷經(jīng)春秋、戰(zhàn)國，到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至兩漢、隋唐、北宋，政治中心一直在黃河流域中部地區(qū)做大致東西水平方向的遷移。即使到南宋、元、明、清，政治中心先向南到杭州、后到北京，淡出了黃河流域，但其系統(tǒng)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構(gòu)、政治規(guī)則和政治運轉(zhuǎn)，仍然是黃河政治文明基因衍生的結(jié)果。在黃河政治文化中，肇始于黃帝時期的中央集權(quán)、天下一統(tǒng)、修德任賢、民惟邦本、德法并治、剛?cè)嵯酀⒑秃先f國等國家治理理念和政治智慧，不僅影響中國政治數(shù)千年之久，造就了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明和歷史成就，而且對于新時代我國應(yīng)對世界變局、更加有效地參與和改進全球治理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為此，筆者力求以科學(xué)態(tài)度和學(xué)術(shù)思維對黃河政治文明優(yōu)良基因做以下分析和歸納。
　　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觀
　　在當今流行的中國思想話語中，“天人合一”通常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環(huán)保理念。實質(zhì)上，從黃河文化政治文明體系來看，“天人合一”本質(zhì)上是一種政治哲學(xué)。作為一種經(jīng)典的農(nóng)業(yè)文明，“天”在黃河文明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天”的高不可攀、玄妙難測，“天”的日月相推、四時輪替、星辰布列、斗轉(zhuǎn)星移，“天”的春生冬殺、夏長秋收，“天”的艷陽和風、雷電風暴、酷暑嚴霜、洪澇干旱，等等，都讓“天”具有了居高臨下、生殺予奪、恩威在握的形象，生命決于天命，“天”成為最高主宰，令人崇拜和敬畏。政治作為生產(chǎn)、生活、經(jīng)濟和文化活動的集中體現(xiàn)，在利益競爭、博弈、保護和擴張的過程中，為了增強合法性，必然地要將“天”這種終極因素納入政治體系、作為政治行動的旗幟，人間的政治主導(dǎo)者自然就稱為“天子”，實施政治統(tǒng)治和行動的行為自然被稱為“遵循天命”，“天”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及其統(tǒng)治集團天然的眷顧者甚至庇護者。這一點，世界各地的文化莫不如此。但是，黃河政治文明政治基因的優(yōu)異之處在于，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德行崇高的政治家和富于遠見的卓越思想家將“天”與“人”精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為人間現(xiàn)實的政治確立了終極的合法性。在這里，天心與人心融會貫通。人心是指民心、公心，而不是當政者的一己之心或團體私心，“天”對于人間統(tǒng)治者的眷顧不再是無條件的和偏愛的，而是與其自身德行緊密相關(guān)，評價其德行的標準取決于其對于蕓蕓眾生的撫愛和造福程度。對此，中國最古老的政治經(jīng)典《尚書》有精辟的概括：“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天惠民，惟辟（君王）奉天。”“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曾輔佐商湯建國的宰輔伊尹在還政于王位繼承人太甲時作《咸有一德》告誡他：“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兇。惟吉兇不僭，在人；惟天降災(zāi)祥，在德！”黃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把自然之天的生生之德、肅殺之威、造化之功、秩序之妙作為現(xiàn)實政治的最高準則、至高之道、崇高天理，以一種睿智的思想把握了政治的規(guī)律性。因為人是自然的產(chǎn)物，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必然體現(xiàn)和遵循自然的規(guī)律，而“天”是自然最具代表性的體現(xiàn)，政治遵循“天”的運行規(guī)律，可謂占據(jù)了政治理性的制高點；同時，又以“道不遠人”的崇高情懷，將人心、民心作為神妙天心的體現(xiàn)，既神道設(shè)教，以天化人，應(yīng)天行政，又以誠通天，把對人、對民的愛護、保護、養(yǎng)護作為尊天之道的必然要求，作為為政之德的必然要求，占據(jù)了政治的道義制高點。這種論證方式盡管是質(zhì)樸的，甚至是粗淺的，但其對于政治本質(zhì)的把握卻是準確的，符合人類政治發(fā)展的終極價值和進步趨勢。這是黃河政治文明能夠創(chuàng)造我國古代輝煌政治成就的核心密碼，也是我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能夠與馬克思主義有機融合的重要依據(jù)，更是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ōu)良基因能夠在新時代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提供原生智慧的重要政治哲學(xué)基礎(chǔ)。
　　二、大一統(tǒng)的國家觀
　　“大一統(tǒng)”理念是黃河文明與生俱來的政治基因。單純從概念來說，“大一統(tǒng)”最早見于《春秋公羊傳》。《春秋》開篇載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傳》解釋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鑒于《春秋》本身體現(xiàn)的就是微言大義，所以對于《春秋公羊傳》中的“大一統(tǒng)”的理解歷來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并且不斷演變、豐富和發(fā)展。但從思想認識的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大”的含義是尊崇和遵從，“一”乃是一致、一體和統(tǒng)一，“統(tǒng)”則是本始或本體，即由西周文王和武王、周公創(chuàng)始的分封制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禮樂教化規(guī)則。所謂“大一統(tǒng)”理念，初始含義則是要求各諸侯國尊崇由周文王開創(chuàng)的西周禮樂文明，遵從周朝王室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恢復(fù)“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結(jié)束“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天下無道局面。總體而言，“大一統(tǒng)”主要包括正統(tǒng)、道統(tǒng)和治統(tǒng)三種含義。從正統(tǒng)來說，炎黃兩個部族先后興盛于黃河流域，炎帝為神農(nóng)氏，黃帝為軒轅氏。“軒轅之時，神農(nóng)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nóng)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以與炎帝戰(zhàn)于阪泉之野。三戰(zhàn)，然后得其志。”“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nóng)氏，是為黃帝。”其后，以融合后的炎黃部族為核心，歷經(jīng)顓頊、帝嚳、堯、舜、禹、夏、商、周，形成華夏民族，直至此后數(shù)千年的多次民族大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從道統(tǒng)來說，在我國歷史上長期占主導(dǎo)地位的儒家思想，上接堯、舜、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學(xué)派，傳至子思、孟子。撇開思想上的門戶之見，發(fā)端于黃河流域的思想文化以儒家為主體，儒、道、法、墨、名、兵等諸子百家，乃至后來來自域外的釋家，相互爭鳴融合，最終形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治統(tǒng)來說，主要指國家疆域和領(lǐng)土的統(tǒng)一，以及中央王朝絕對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無論是分封制還是郡縣制，乃至上古的部落制統(tǒng)治形態(tài)，都強調(diào)周邊區(qū)域?qū)χ醒胪鯔?quán)的尊崇、服從，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必須予以征討。西漢宣帝時，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給朝廷的上疏就充分地體現(xiàn)了這種思想。疏云：“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yīng)，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另外，黃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國天下”意識也是中華文明長期延續(xù)的觀念基礎(chǔ)。尤其是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禮樂教化為其根本，“家國天下”的道德觀念即以此為生根之處。中國自三代以來便以“四土”“天下”為治理范圍，禮樂教化的中心任務(wù)其實是以宗族認同來培養(yǎng)政治認同。西周的國家與社會具有同構(gòu)性。從國家制度來看，施行的是分封制；從社會制度來看，施行的則是宗法制。“家國同構(gòu)”決定了政治關(guān)系實質(zhì)上是由血緣關(guān)系來確立的，傳統(tǒng)儒家以“君父臣子”來表達這種關(guān)系，因此，在社會意義中，“孝忠”合一，從而形成“家國同構(gòu)”的觀念形態(tài)。禮樂精神一經(jīng)確立，這種以內(nèi)制外、以德化民的思想邏輯就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尊奉的治國經(jīng)典。源于早期國家“家國同構(gòu)”的關(guān)系倫理也成為傳統(tǒng)國家的重要價值觀念，這種倫理觀后來與分封制變?yōu)榭たh制、貴族制變?yōu)楣倭胖葡鄬?yīng)，演變?yōu)椤靶奚怼R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家國同構(gòu)”觀念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時期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中國智慧”，對于我們今天的“大一統(tǒng)”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總之，“大一統(tǒng)”思想是黃河政治文明一脈相承的基因，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文化自信、國家自強、領(lǐng)土自固意識，對于增強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和祖國統(tǒng)一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民惟邦本的價值觀
　　民惟邦本是黃河政治文明的鮮明價值導(dǎo)向，其最精辟的概括最早見于《尚書·五子之歌》，表達的是夏朝皇祖大禹的治國準則：“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歷代的興衰存亡都反復(fù)證明，即使在階級統(tǒng)治的社會，國與民也是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民眾既是國家和君主統(tǒng)治的對象，也是其依存的基礎(chǔ)，為國之要在于安民，為政之要在于富民，民安則國無不安，民富則君無不富；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衰；得民力者強，竭民力者亡。對此，孔子概括道：“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依據(jù)此思想，發(fā)展和形成了仁政學(xué)說。孟子鮮明地提出：“仁者無敵。”“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施行仁政的具體要求，就是為政者要與民同憂同樂，使民有恒產(chǎn)，不奪農(nóng)時，省勞役，薄賦斂，重教化，不好殺，不妄戰(zhàn)。關(guān)于民眾的重要性以及君與民的關(guān)系，孟子之后的思想家荀子也有深刻的闡釋：“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不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還借孔子之口形象地比喻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與現(xiàn)代民主思想相比，民本思想盡管是為了長久地維護統(tǒng)治階級壓迫、奴役人民群眾的地位而提出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政治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具有終極的價值和崇高的道德感，不僅是我國古代政治文明發(fā)展的重要動力，而且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觀、中國共產(chǎn)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宗旨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對于新時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執(zhí)政為民，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觀，在發(fā)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擴大和完善人民群眾的民主權(quán)利和其他各種正當權(quán)益等來說，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資源。
　　四、賢能在位的用人觀
　　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賢能政治的本色，從神話傳說到歷史記載，黃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都是賢能的代表和任用賢能的典范。崇賢、知賢、重賢、求賢、用賢、親賢、育賢是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ōu)良基因。《史記》載，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勞勤心力耳目，節(jié)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帝舜少有孝名，長有令德，眾望所歸。他繼帝堯執(zhí)政后，舉賢任能。“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nèi)平外成。”帝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穆穆，為綱為紀。……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淢。……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治國理政，任賢與否，關(guān)乎國運。帝舜說：“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伯益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歷史興廢一再證明，得賢則昌，失賢則衰，害賢則亡。舉賢任能是古今為政的根本。管子說：“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yè)，顯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春秋時魯國大夫施伯評價管仲說：“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于天下，在晉則晉得意于天下，在狄則狄得意于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管子說：“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zhàn)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司馬遷說：“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說苑》中說：“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托于船；致遠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賢。”黃河政治文明的“賢能在位”思想是我們黨任人唯賢干部路線和“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思想的源頭，在新時代值得不斷發(fā)揚光大。
　　五、陰陽平衡的秩序觀
　　黃河政治文明非常重視秩序的作用和價值，尤其是推重“天”的秩序價值、“禮”的秩序價值、“樂”的秩序價值，并用來構(gòu)建現(xiàn)實的政治、人倫和社會生活秩序。《周易·系辭上傳》開篇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一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cè)釘嘁印７揭灶惥郏镆匀悍郑獌瓷印Ｔ谔斐上螅诘爻尚危兓娨印Ｊ枪蕜側(cè)嵯嗄Γ素韵嗍帲闹岳做瑵欀燥L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y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的秩序的本質(zhì)在于中正和諧或陰陽平衡、美善相生的和諧。《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具體而言，黃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觀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治秩序。政治以君主為中心，以家天下為基礎(chǔ)，以完備的職官體系為支撐。“君天下曰‘天子’……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取。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君主為元首，臣屬為心腹股肱，君主主于仁，臣屬主于忠。“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構(gòu)建政治秩序，要特別重視禮樂的作用和禮法的作用。“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xùn)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xué)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nèi)，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二是人倫秩序。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宗法傳統(tǒng)，家與國同構(gòu)，在家重孝悌，在國重忠貞，特別重視人倫關(guān)系與政治關(guān)系的一體性。《禮記·禮運》說：“故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后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xué)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人之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謙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三是生活秩序。限于自然經(jīng)濟的視野，黃河政治文明對于生活秩序的設(shè)計往往立足于仁政之下省徭薄賦、男耕女織、家給人足、百姓和樂、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理想圖景。孟子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guān)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nóng)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黃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觀盡管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它塑造的美善和諧、各守其道、各得其所、人人怡樂的價值追求卻令人神往，具有永恒的制度美學(xué)價值。
　　六、五行生克的變革觀
　　黃河政治文明總體上持一種厚古薄今的社會發(fā)展觀，把社會最美好、最理想的形態(tài)定位于上古，把社會改良、改革、進步的方向定位于返璞歸真、克己復(fù)禮。這種社會發(fā)展觀自然是違反社會發(fā)展趨勢的，但其社會理想及其致力于現(xiàn)實社會變革的精神卻是具有重要借鑒價值的。道家的社會理想是上古的小國寡民狀態(tài)：“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fù)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孔子認為的美好社會也在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而其后則每況愈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shè)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這種社會史觀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其充分認識到每一個王朝或社會階段都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因其利而存，因其弊而亡。司馬遷總結(jié)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huán)，終而復(fù)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tǒng)矣。”由此可見，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推崇變革的思想。《周易·革卦》“彖傳”說：“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曾經(jīng)輔佐秦孝公變法的商鞅指出：“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關(guān)于社會變革的軌跡，戰(zhàn)國時期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提出了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終始”歷史觀，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jù)。早期的五行學(xué)說經(jīng)春秋時期的“必有勝”、墨家學(xué)派的“毋常勝”（交相勝）到鄒衍發(fā)展為“五德終始”、循環(huán)相勝的觀點。鄒衍認為，虞（舜）、夏、商、周的歷史是一個勝負轉(zhuǎn)化的發(fā)展過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終于水、徙于土的順序循環(huán)往復(fù)而具有周期性，“陰陽消息”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五德轉(zhuǎn)移”，又決定著當世盛衰。這種五德相勝具有周期律，一個王朝的興起必有天意符瑞作為象征和驗證。這種天人感應(yīng)論往往被新興統(tǒng)治勢力利用，所以古代祥瑞讖緯事件層出不窮。黃河政治文明的這種社會歷史變革觀脫離社會發(fā)展事實，缺乏嚴密的理論邏輯，顯得牽強而荒唐，但是其對社會歷史變革規(guī)律和軌跡的探索精神卻仍是值得尊重的。
　　七、總攬樞要的領(lǐng)導(dǎo)觀
　　黃河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流域文明最后發(fā)展成中華民族的主體文明，一個關(guān)鍵性原因在于其具有重根本、重全局、重長遠、重關(guān)鍵、重謀劃的領(lǐng)導(dǎo)觀，充分體現(xiàn)了領(lǐng)導(dǎo)方法的科學(xué)性和有效性，在政治發(fā)展和政治競爭中處于主導(dǎo)地位。具體分析，包括以下三方面內(nèi)涵。一是高瞻遠矚，占據(jù)道義制高點。在理、勢關(guān)系上，政治固然以實力為基礎(chǔ)，但不單純是實力的較量，政治斗爭和競爭的成敗最終取決于利益代表的廣泛性、正當性、公平性和是否符合社會發(fā)展的趨勢，不講道義的政治，雖強必弱，雖盛必衰，雖存必亡，這是黃河政治文明得出的根本性結(jié)論。堯、舜、禹當政，遵道修德；夏桀暴虐，民盼其滅，商湯緣機聲討；商紂失道，眾叛親離，周武王一戰(zhàn)而滅商。荀子說：“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quán)謀立而亡。”因此，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道義是獲取民心的根本途徑，領(lǐng)導(dǎo)者最大的全局就是牢牢把握政治的合法性、正當性、道義性，遵道而行、順天應(yīng)人，從而得道多助，奠定實現(xiàn)領(lǐng)導(dǎo)目標得人心的基礎(chǔ)。二是總攬樞要，提綱挈領(lǐng)。領(lǐng)導(dǎo)活動涉及最重大、最廣泛、最復(fù)雜的利益判斷、利益競爭、利益實現(xiàn)和利益分配問題，事關(guān)國家興衰和民眾福祉，事務(wù)繁雜、千頭萬緒、眾說紛紜，必須準確研判大局、抓住根本和要害，避免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勞而無功甚至事與愿違。黃河文明作為充滿政治智慧的文明，對于重根本、抓樞要有著非常豐富的思想和真知灼見。老子說：“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國家滋章；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夏問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管子說：“凡有地牧民者，務(wù)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荀子說：“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復(fù)之，兼昭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韓非說：“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所宜，故上無為。使雞司夜，令貍執(zhí)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三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誕生于桀驁不馴、水患頻仍之中的黃河政治文化，先天地具有深厚的憂患意識，從而能夠深謀遠慮、見微知著、強基固本、浚源引流、因勢利導(dǎo)、化危為機、力挽狂瀾，在飽經(jīng)憂患中增強了應(yīng)對風險的強大能力、堅韌意志和豐富智慧。作為群經(jīng)之首的《周易》就特別尊崇憂患意識，指出：“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易·系辭下傳》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fù)》，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fù)》，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后易；《益》，長裕而不設(shè)；《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fù)》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quán)。”［12］550-551《荀子》一書記載了一個生動的事例，用以說明這種憂患意識：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君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谷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　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于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這種深厚悠遠的憂患意識造就了政治家的全局思維、戰(zhàn)略思維、風險思維和底線思維，對我們今天的現(xiàn)代國家治理具有深刻的啟示。
　　八、剛?cè)嵯酀闹卫碛^
　　黃河文明是一種軸心式文明，內(nèi)涵博大，生命力強，影響力大。以黃河政治文明為主導(dǎo)，逐步形成了超流域、跨流域的部落聯(lián)盟，直至形成治理形態(tài)多元的大一統(tǒng)多民族國家，由于治理區(qū)域廣大、情況復(fù)雜、治理難度高，因而其治理思想極為深刻、治理經(jīng)驗極為豐富、治理案例極為經(jīng)典，具有永恒的借鑒和傳承價值。其中，剛?cè)嵯酀闹卫碛^最為典型、最具有現(xiàn)實應(yīng)用價值。其主要內(nèi)涵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文武并用。其本意是治國理政既要采取周文王修身積德、廣施恩義、禮樂教化的仁政，又要采取周武王整軍經(jīng)武、奉天伐罪的威政，“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既要注重文治，又要注重武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不可偏執(zhí)一端。孔子說：“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國家治理必須既重視思想引領(lǐng)、禮儀教化，培育良好的道德風尚，形成和諧的社會秩序，增強軟實力，還必須依賴規(guī)范的政治、完善的法律和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障，增強硬實力。從治理實踐來說，漢宣帝揭示得最為透徹。漢元帝做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蹋弥苷酰∏宜兹宀贿_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二是恩威并用或義利并用。懷惠畏威，人情之常；義為利所宜，利為義之體，義利本不可分。治國理政，無恩就沒有凝聚力，無威就沒有號召力，無義就會敗壞民風，無利就會缺少激勵的力量，因而必須恩威并用、義利交融。《尚書·洪范》說：“強弗友剛克，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管子說：“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shè)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quán)；以遂德之行，結(jié)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圣之德，明一人之行，則百姓定矣。”三是刑賞并用、德法兼治。趨利避害，人之常性。賞為大利，刑為大害，無賞不足以勸善，無刑不足以禁惡。管子說：“見其可也，喜之有征；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xiāng)置師以說道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韓非說：“明主之所導(dǎo)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四是法術(shù)勢并用。國家和社會治理是一個極端復(fù)雜的系統(tǒng)工程，任何單一的方式都很難奏效，法術(shù)勢有機結(jié)合是個基本的方式。其中，法是基本準則，術(shù)是必備的技巧，勢是必需的依托。管子說：“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為敗國之教也。”“明主者，有術(shù)數(shù)而不可欺也，審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nèi)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謂治國。”“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shù)，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關(guān)于法術(shù)勢的重要性和綜合運用，韓非也有著精辟的論述。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shè)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術(shù)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shù)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nèi)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用術(shù)，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依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規(guī)，莫如法。”“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勢者，養(yǎng)虎狼之心而成暴亂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于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淺矣。”總之，剛?cè)嵯酀闹卫碛^博大精深，從禮樂之治到禮法之治再到德法雙治，對當今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治理非常有啟示和借鑒價值。
　　九、家國一體的人生觀
　　黃河政治文明在家國關(guān)系上體現(xiàn)出神圣的使命感與真摯情感的高度統(tǒng)一，國家對保護民眾安居樂業(yè)的責任、民眾對國家的忠誠、君主對臣屬的信賴、臣屬對君主的敬從等水乳交融。除道家和法家把國民關(guān)系、君民關(guān)系、君臣關(guān)系描述得無情、冷酷之外，占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墨家、兵家等都高度推崇家國關(guān)系中的情感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熾烈的家國情懷，個人對國家的奉獻乃至犧牲往往成為人生價值實現(xiàn)程度的重要標準。以《詩經(jīng)》為例，其中許多詩歌都表現(xiàn)出當時的國民既熱愛故鄉(xiāng)、思念家人又義無反顧地勇赴國難的精神風貌。比如，《詩經(jīng)·小雅》中的《出車》就反映了這種情懷：“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仆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zhí)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家國一體的情懷主要體現(xiàn)為三個層次。一是君與民的關(guān)系。即使在階級壓迫嚴酷的時代，維持穩(wěn)定的君民關(guān)系也不能單純依靠強大的國家統(tǒng)治機器，而必須不斷強化和維系堅韌的情感紐帶，強調(diào)相互依存，君必愛民，民必忠君。《尚書·仲虺之誥》講得透徹而生動：“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　。有夏昏德，民墜涂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尚書·太甲中》說：“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尚書·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同力度德，同德度義。”這些最古老的政治文獻都闡釋了君民乃至官民一體的關(guān)系。二是家與國的關(guān)系。家是國的根本，國是家的屏障，家與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呂氏春秋·務(wù)大》載，孔子曰：“燕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qū)區(qū)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于一國，區(qū)區(qū)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灶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后皆得其所樂。”由此生成的家國情懷雖然有尊崇“家族”和“國家”而貶損“個體”和“社會”的不足，但其在中華民族生成史上的正向作用卻是巨大的。三是君與臣的關(guān)系。在專制政治下，君主固然處于主導(dǎo)地位和有利地位，君臣之間不是一種平等關(guān)系，但君臣之間仍然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關(guān)系，并不是那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極端情況。黃河政治文明在臣屬對君主忠誠問題上遵循的是弘道忠君原則，在客觀上體現(xiàn)的是君明臣直、君暗臣奸的歷史事實。其中，孟子的概括最為明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黃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國一體的人生觀蘊含著深厚的愛民情懷與愛國主義情愫，在使命、責任、利害、道義等因素的融合中，誠摯的情感成為強有力的黏合劑，是一種值得現(xiàn)代國家治理汲取的重要思想資源。
　　十、協(xié)和萬邦的外交觀
　　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單一或孤立的存在，內(nèi)政與外交是一個國家生存、發(fā)展、競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非內(nèi)政無以立國，非外交無以安國，外交既是國家間相互交往的方式，也是國家間相互競爭和攻防的重要方式。黃河政治文明是由部落文明不斷競爭、融合而逐步發(fā)展成為統(tǒng)一的國家文明的，其中外交在形成大一統(tǒng)國家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豐富的外交思想、理念、智慧。擇要概括，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內(nèi)修國政，外尊道義。內(nèi)政是國家的本根，外交是國家的枝干花果，本根不固，則枝干不壯、花果不繁。因此，欲務(wù)外交者，必先修其內(nèi)政。管子說：“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quán)；以遂德之行，結(jié)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征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fù)小；強而不理者，復(fù)弱；眾而不理者，復(fù)寡；貴而無禮者，復(fù)賤；重而凌節(jié)者，復(fù)輕；富而驕肆者，復(fù)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同時，國強而不尊道義，是舍本而逐末，內(nèi)亂之始、肇禍之端也。因此，強國外交更需要道義為先。齊宣王曾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二是不弛武備，不嗜征伐。國家是個利益主體、領(lǐng)土主體、資源主體、文化主體、政治主體，國家之間的競爭乃至征戰(zhàn)，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兵是兇器，戰(zhàn)爭是惡行，但是無論古今，每個國家都會面臨戰(zhàn)爭的威脅，都不能沒有軍隊、國防。荀子說：“事強暴之國難……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資單國舉然后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荀子還比喻說，富國沒有武備而臣事強國，如同一個戴著寶珠、佩飾寶玉、身背黃金的弱女子遇到山中兇殘的強盜，無論多么謙卑、乞憐，都不可能得到幸免。我國歷史上的北宋和南宋都以國富著稱，但由于武備廢弛，雖然極力納幣乞和、茍且偷安，但最終都亡于橫暴的金朝和元朝。同時，即使是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也不能窮兵黷武，否則必將自取滅亡。《司馬法》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quán)。權(quán)出于戰(zhàn)，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zhàn)止戰(zhàn)，雖戰(zhàn)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nèi)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zhàn)也。戰(zhàn)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zhàn)必亡；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秦朝和隋朝，可以說都是好戰(zhàn)而亡的典型例子。三是有理有節(jié)，折沖樽俎。外交是重要的國政，是實現(xiàn)國家政治利益、經(jīng)濟利益乃至軍事利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外交需要專業(yè)素養(yǎng)、專業(yè)能力和高超的藝術(shù)，每個國家都必須重視培養(yǎng)高水平、專業(yè)化的外交人才，從而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要制定和遵守各國都能普遍接受的規(guī)則和禮儀，講究有理、有禮、有節(jié)，對于外交人員要充分尊重、保護，并同等賦予其一定的豁免權(quán)。春秋時，齊頃公因晉國外交使臣克身體有殘疾而戲謔他，克怒說：“不是報，不復(fù)涉河！”后來，克不僅殺了齊國四位使者，還領(lǐng)兵伐齊，大敗齊軍，齊頃公險些做了俘虜。其后，齊國退還了原來侵占魯國和衛(wèi)國的領(lǐng)土，此事才得以平息。齊頃公為其外交上的失禮和無禮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四是大往小來，近悅遠懷。以黃河文明為源流的中國長期以來雄踞亞洲東方，是禮儀之邦，在對外交往關(guān)系上長期以來秉承著大往小來、揚善扶困、道義引領(lǐng)的外交主旨，不倚強凌弱，沒有西方國家的殖民情結(jié)，具有友善寬宏的利他氣質(zhì)，與周邊國家總體而言處于比較友好的關(guān)系。這種外交精神源遠流長，在古代各種經(jīng)典上都有充分的體現(xiàn)。《呂氏春秋·應(yīng)同》告誡說：“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呂氏春秋·異用》載，商湯見人捕鳥，網(wǎng)設(shè)四面，還祈禱說：“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wǎng)！”商湯說，這樣禽鳥都被趕盡捕絕了。他拆除了三面網(wǎng)，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wǎng)其四十國，非徒網(wǎng)鳥也。”總之，黃河政治文明所蘊含的外交思想和智慧對當今國家處理復(fù)雜的國際關(guān)系非常具有啟示意義，特別是其天下觀對于我們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會科學(xué)界聯(lián)合會主席、研究員、法學(xué)博士）